在西方社会的认知框架中，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始终是一个充满争议且难以理解的命题。这种认知鸿沟的形成，实际上植根于东西方文明截然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纵观近代史，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和军事征服实现了国家崛起，这种发展模式完美诠释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的残酷法则，最终构建起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从18世纪工业革命的机器轰鸣到19世纪电气时代的来临，西方世界在科技与思想领域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他们奉行的是赤裸裸的原始资本积累逻辑：通过武力扩张攫取殖民地、控制全球贸易通道、垄断原材料产地，从而建立起单向度的商品倾销体系。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行机制决定了其必然要通过剥削和掠夺来实现资本增殖，这种制度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压榨劳工、掠夺资源密不可分。正因西方自身是通过战争与压迫实现崛起，他们便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也必定会重蹈其覆辙。
展开剩余70%即便中国的发展并未对西方构成直接威胁，但在西方战略家的眼中，中国经济的稳步增长、科技实力的持续提升，都被视为在不动声色地动摇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种根深蒂固的偏见导致西方社会对中国抱持着近乎本能的戒备与敌意。那么，除了这种思维定势外，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为何如此难以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呢？
英美两国的抵触情绪绝非简单的嫉妒心理可以解释，其背后有着更为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作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继承者，英国在民族性格形成期就确立了强权至上的世界观。在漫长的崛起过程中，他们深谙丛林法则：只有击败当时的海上霸主西班牙、陆上强权法国，才能确立自己的全球领导地位。这种通过武力征服确立优势的思维模式，深深烙印在英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英国就展现出对全球资源的贪婪野心。这个岛国民族的历史充斥着血腥的殖民扩张：从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到拿破仑战争，从吞并印度次大陆到鸦片战争，英国用炮舰政策构建起日不落帝国。为了维系殖民体系，他们不仅进行残酷的奴隶贸易，更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剥削制度，通过压榨殖民地人民来滋养本土发展。美国作为英国的精神继承者，同样延续了这种霸权思维，通过金融手段和军事威慑维持着全球主导地位。
当中国以和平发展的方式实现经济腾飞时，这种截然不同的崛起模式让西方感到前所未有的困惑与不安。在英美精英看来，一个不依靠殖民掠夺、不通过战争扩张就能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完全颠覆了他们认知中的崛起定律。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总量即将超越美国之际，西方世界的焦虑与日俱增，这种情绪往往转化为对中国威胁论的刻意渲染。
因此，对中国和平发展的质疑与遏制，既是西方霸权思维的延续，更是意识形态对立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根本理念上存在本质差异：前者强调私有制和市场至上，后者追求共同富裕和社会公平。这种价值观念的根本分歧，使得西方难以客观看待中国的发展成就。加之中国崛起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西方预期，更强化了霸主地位不保的危机感。在这种被迫害妄想的心理作用下，西方社会对中国任何形式的发展都保持着病态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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